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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无因的反叛、也没有无因的荒诞
作者: 王伟强 | 2009年03月09日 17:20 | 栏目: [ 城市映像 ][ (920) 点击 ] | [ (57) 评论 ] | 本文地址: http://wangweiqiang.blshe.com/post/3628/347505

按:媒体人章翔鸥先生将于2009年3月,于中国丽水摄影博物馆举办名为《青春·白日·梦》的个人摄影展。本文是应邀为这个影展《白日游》摄影专辑所作的序言。 如要参观完整作品,请访问章翔鸥的Flickr。
没有无因的反叛、也没有无因的荒诞
王伟强
《白日游》咋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摄影专集,它秉承章翔鸥的一贯风格,色彩通透、构图严谨,视角平实而显得十分沉稳。但其间所折射出的空间实证精神,对城市文化与公共生活的思考,却远不是走马观花般那样简单。
既然城市是众生百态的集合,那她就会呈现出自然而然的荒诞。这种荒诞出现的次数多了人们便会被麻木、不仁,这种荒诞出现的时间久了它自身也便会被同化、习惯。而当某人将之一一记录下来,堆放到一起的时候,那股奇特的感觉才不可抑制地四散开来。《白日游》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的堆放。
1.
戏剧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,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抽象与提炼,使得戏剧更加具有文化的批判性。
在城市学研究中,奥托·罗西(Aldo Rossi)常将戏剧的比喻在建筑学中引用,他在《城市建筑》一书中,论证了生活虽是丰富多彩的,但生活的场景却应是有规律可循的,每一幕历史大戏中,作为"主角"的我们在不断的变换,而作为"戏剧舞台"的城市却具有稳定的场景关系。
在社会学研究中,理查德·桑内特(Richard Sennett)也常将戏台与街道进行比较,借鉴人类学的方法,对戏院中正式的表达模式和街头中常见的表达模式进行比较,成为公共生活的"戏剧学模式"的研究方法,尖锐的批判了公共生活中的冷漠和戏剧化的错乱。
出于对戏剧的喜爱,也使得章翔鸥的摄影更关注生活中戏剧化的场景。挖掘生活中隐含的冲突与对峙,已成为他的作品中很重要的一条主线。不仅仅是《白日游》,在《城市中国》和《青春都市》系列中也多有体现。在他的镜头下我们看到,非常规、超常规时常与日常生活并置,从而呈现出荒诞的、戏剧化的效果。比如仿古园林、对佛的功利化利用、人造的水乡景致、对毛泽东拜物教式的迷恋。看似模棱两可,仔细想来却又是多么荒诞和无从解释。又比如公路上的狗尸,挤在货车中的年轻白领等,混乱的逻辑和古怪的组合又将戏剧中的"冲突"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章翔鸥说:其实这些照片里的场景不像是日常的,但它们确实又是日常发生的一部分。它们或者是为了想象中的日常可以营造的,或者就是日常的另一个侧面而反映生活的混乱。
的确,一旦城市空间被戏剧场景化,它便放大出荒诞不经的一面。当我们把市区的商业中心设计成"迪斯尼乐园"、当我们看到公园里的草坪不许踩踏,雕塑不能触摸、当我们发现戏剧场景被搬到了街头、当我们意识到空间已经加剧了社会阶级差异时,说明我们的城市文化已经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。
2.
社会学界对公共生活的讨论多集中在政治学、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。哈贝马斯强调利用政治的力量来克服阶级的分化,进而达成"交往互动";而阿伦特则相信存在一个公共政治领域,无论哪个阶级、性别、种族都能够平等对话,公共空间就变成一个高度抽象的领域;而唯数桑内特的研究最具有影像学意义,"公共"是形象而具体的,他将城市生活、文化与地理的演化相结合起来考察,将日常行为与艺术领域中经过精心组织的表达进行比较,来阐释这些行为的含义与他的表达性。因此,桑内特的著作也就成了章翔鸥案头的最爱。
事实上,章翔鸥的摄影就是这样试图以影像学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实证,去揭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的自我迷恋,而导致的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。当人们不再对公共空间关注时,第三势力也就侵入来了。
在纽约,菲利普·约翰逊设计的电报电话大楼曾经是后现代主义的象征。在它被卖给索尼公司以后,原来对公众开放的区域已经转为索尼体验店外加巨大的广告屏,索尼说这是为了公众的需要。这在纽约全社会引发了 "索尼广场:公共空间还是公司形象"的大讨论。
在温州,中山公园、马鞍池公园、绣山公园、农贸集市等处,出现了大量的收费型游乐场,这样对公共资源的侵蚀现象,而市民却又习以为常,鲜有争论。人们对公共资源被利润化、公共物品被私有化早已变得麻木。《白日游》则犹如打开一扇天窗,对这种现象加以批判,令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
其实,在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组织方式变得越来越西化已经屡见不鲜,问题是这种西方模式的缺陷是怎样产生于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中?公共空间变得同质化的过程与原因是什么?这种同质化给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带来怎样的窒息性后果?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心理错乱、文化缺失与民族虚无,我们似乎对此还没有足够深刻的思考。
3.
城市发展不仅是关乎土地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,还在于空间所被赋予什么样的象征语言。
莎朗·祖金(Sharon Zukin)就曾发问到:谁的文化?谁的城市?我们的公共文化就是建立在社会的微观层面上的,它由街道、商店、公园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所产生,而对这些场所的使用权力、使用方式,反过来又催生了我们不断变化中的公共文化。公共空间也是民主的体现,谁能占有它,谁就有能力来界定城市形象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,伊利尔·沙里宁(Eliel Saarinen)道出了那句名言"让我看看你的城市,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文化上的追求"。
今天城市文化的意义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,文化已经成为城市政治与政策的重要部分,在全球化浪潮中,文化的地方性也日愈被重视。文化已成为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,作为记忆与印象的来源,它象征着这个特定的区域"属于谁"。
温州是一个独特地城市,说它是大城市,它却偏安一隅;说它处于边缘,它的影响力却又遍及全国乃至欧洲。在我有限的几次温州差旅中,留下的都是点对点的记忆碎片,但是在阅读章翔鸥的摄影过程中,我的记忆被串联了起来,城市鲜活了,但矛盾却更突出了:看不见的手随处可见,公共空间的干预力度却明显缺失。在这些作品中,超常规的发展、高强度的开发、资本的话语权、观念的冲突与对撞被揭示的一览无余。而作品中的"文化"呐喊,对于这座充满浓厚拜金主义的城市更具有警醒意义。
章翔鸥的摄影,努力通过对温州等城市的记录,探讨都市体验的各个方面,既令我们读到了"文化"和"消费",也让我们看到"社区"与"冲突"。它们所展现出的"反叛和荒诞",看似没有缘由,实际上却烙有我们这个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刻烙印。章翔鸥对温州的记录,其实又何尝不是对中国城市化的一个个病理切片?
以下是章翔鸥《白日游》专辑的部分作品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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